1978年初春，北京什刹海的冰还没化透，一个身影从十米跳台一跃而下，水花炸开。旁边同学吓得直喊，而她在水面冒出头时却大笑。姑娘叫盖晓玲广州典丰，十七岁，后来改名盖克。就是这股“敢拼”的劲，把她推上了中央实验话剧团的考场，也让她的人生一次次拐弯。
最早的拐点是在1979年。艺考教室里，她拿《莎乐美》的独白做片段，评委目光一亮，当场拍板录取。改革开放刚拉开帷幕，文艺舞台缺新面孔，她从排练厅直接被领去试镜《苏小三》。电影没火，但剧组里谁都记住了那个说话带点京腔、眼睛清亮的小姑娘。
第二个拐点来得更猛烈。1981年，抗美援朝题材影片《战地之星》开机，女播报员这一角色几番试镜都没人合适，导演把目光投向了盖晓玲。她一口气背下台词，穿上军大衣立在镜头前，那股子俏劲儿和坚毅让摄制组当晚就决定：用她。影片上映，她第一次走进观众视线，却还谈不上大红。
而命运的第三次倾斜，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舞会上。1980年深秋，中央机关组织文艺青年舞会，多名干部后代受邀。灯光摇曳，一个穿军装的青年走来，递出手：“跳一曲？”青年名叫罗原，开国大将罗瑞卿的第四子。两人贴面旋转，谈论电影、油画、布莱希特，话题没断过。别离时，他留下住址与电话。自此，浪漫悄悄蔓延。
展开剩余69%北海公园的夜风见证了两颗心的靠近。“为什么叫‘了了’？”她问。罗原笑答：“母亲说，到我这儿，就‘了了’。”说笑间，他把家事、父辈的坎坷、自己的迷惘全抛给了她。可越亲近，现实越清晰：一边是大将之子，一边是普通工人家庭，差距像护城河。大庆巡演前夕，他把吉他塞到她怀里：“我不在，琴替我陪你。”车轮滚出站台，恋情悬空。
1983年底，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筹备。导演嫌“盖晓玲”太平常，指着办公桌上的捷克影片海报，说：“你就叫盖克吧。”那一年，韩玉秀一角让她红透影院。报刊照片日日刷新，片酬、广告、宴会排得满满，当红女星的光环刚罩上，她却在北京一家粤菜馆再次撞见罗原——对视一瞬，客套招呼后各自离席，旧情就此尘封。
第四个拐点是婚姻。剧火人红的1985年，她突然办了结婚证，丈夫是大她十岁的华侨商人周思仁。这位在香港创业、后闯荡纽约的生意人，对她一见钟情，频频登门“刷存在”。父母担心“洋生活”绑不住女儿的心，可终敌不过他软磨硬泡与满纸承诺。盖克收拾行李，跟着丈夫飞越太平洋，留下正在黄金期的事业。
洛杉矶的阳光照不进语言课堂的困顿。听不懂、说不利索，她读书不到一年就辍学，改在家相夫教子。周思仁宠她，只要她一句“想家”，便干脆放弃纽约基业举家西迁。1987年，女儿燕燕降生，小家看似温暖，思乡却如影随形。1991年，他们带着孩子回北京考察投资。不料下飞机第三天，周思仁突发心梗撒手。遗产无嘱托，商海旧账新债交织，盖克一下子陷入窘境。
官司拖了七年。为了诉讼费，她复出拍戏，1993年在《无名喝彩》中吹笛出场，拿到金马奖，也堆满外界的议论：“借亡夫财产炒作”“典型拜金”……流言蜚语里，她咬牙坚持，终于争回部分资产。
这时，美国朋友劝她再赴洛杉矶，说那里适合孩子读书。她带女儿回到原先买下的大房子，又遇到美籍男子弗兰克。对方带着两个孩子，对她一腔热情，也帮忙搜集律师材料。感情迅速升温，两年后闪婚。日子没几天，矛盾就冒头：继子女叛逆、文化差异、金钱分配，全撞在一起。更糟的是，弗兰克时常摊手：“再借点？”索求愈演愈烈。
“我不是提款机。”一次晚餐后，她搁下刀叉，只说了这句话。离婚手续办得干脆，两年婚姻草草收尾。孤身带女返京，片场再次成为她谋生的地方，《空镜子》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……中年母亲的角色让观众熟悉又陌生：屏幕里是温婉慈爱的妈妈，屏幕外，她依旧单枪匹马。
如今，聊天提及美国往事，她摊摊手，只留一句：“那边的日子，人情味淡，多的只有账单。”话说完，她照例忙着背词、赶通告。聚光灯下，她不谈过往广州典丰，也不谈未来，只把每场戏演到位——这大概是跳水台上练出的骨子硬气，几十年未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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